吕正惠 | 陈映真：新中国革命党人的台湾遗腹子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吕正惠老师《1960年代陈映真统左思想的形成》一文，从陈映真的台湾接受史出发，提出为什么几代读者都无法真正理解陈映真的问题。吕老师将陈映真定位为“中国革命党人在台湾的遗腹子”，尽管没有血缘上的联系，陈映真却凭借童年见闻和敏锐感知与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接上了头，为他日后“统左”思想的形成埋下伏笔。本文着重讨论陈映真六十年代的早期小说，矛盾彷徨的主人公常作困兽之斗，表层的青春苦闷之下是与大陆革命经验断绝的痛切；六十年代后期，长久的思考积累汇聚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愤怒与不满，并率先觉察到在美国扶持下已有“台独”涌动的暗潮。陈映真为人的温厚仁义，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坚持，更是政治上的自觉选择，背后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信仰托底。他的作品是台湾文坛上不容忽视的异色，顽强地穿过白雾茫茫的历史烟尘，指向海峡两岸的未来。

本文原载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2期，感谢吕正惠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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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陈映真统左思想的形成

文 | 吕正惠

一

国民党迁台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十七年多，可以肯定的说，在这段时间里，陈映真是台湾知识界最独特的一位。将来的历史家会说，陈映真立足台湾、远望中国大陆、从世界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可能是这个时代台湾知识界唯一可以永垂青史的人物。

陈映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

1959年陈映真发表第一篇小说，1960年又发表了六篇小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四代知识分子将陈映真视为偶像。第一代是他的同时代人，常能在当时前卫青年艺术家出入的明星咖啡屋见到他，能够逐期的在《笔汇》和《现代文学》看到他的新作，他们将陈映真视为正在诞生的台湾现代文学最闪亮的一颗明星。第二代是1960年代后半期进入大学的青年，他们读到陈映真的小说时，陈映真已经被捕，成为文坛的禁忌，他们只能在旧书摊寻找《笔汇》、《现代文学》和《文学季刊》，在小圈子中轻声的谈论他，他们在最严苛的政治禁忌下思想极其苦闷的时候找到了陈映真，读陈映真的小说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1）。1975年陈映真出狱，远景出版社随即把他早期小说编成两个集子《第一件差事》和《将军族》出版。当时乡土文学已经非常盛行，陈映真理所当然的成为引领风骚的人物，从这时开始阅读陈映真的第三代，人数上最为众多，陈映真成为大众人物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1985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一本杂志才知道陈映真，这算第四代。陈映真去世后，有不少人写文章悼念，就反映了五十多年累积起来的陈映真迷实在无法计数。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封面，《人间》杂志同仁习惯称呼陈映真为“大陈”

在我读过的纪念文章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篇。一篇是曾经在《人间杂志》工作了将近四年、“直接领受他温暖、宽宏的身教和言教”的曾淑美写的。在她看来陈映真对人间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对他身边的人极其关爱、友善，在人格上简直就是完人。但她根本不能理解陈映真的中国情怀，她不知道陈映真为什么会认同那个令人困惑、失望的“祖国”；她还认为陈映真只可能产生于台湾这块土地，共产党只会利用陈映真，他们哪里能了解陈映真（2）。另一篇是蔡诗萍写的，他说，陈映真所写的每一篇小说都让他很感动，但他无法理解，小说写得这么好的陈映真，为什么会在举世都不以为然的情况下坚持他那无法实现的、唐吉诃德式的梦想（3）。一篇讲陈映真的为人，一篇讲陈映真的小说成就，这些都令人崇仰，回想起来让人低徊不已，但无奈的是，陈映真是铁杆到底的、最为坚定的“统左派”。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陈映真的独特性，许许多多人崇拜他，在他死后这么怀念他，但就是无法理解他这个人──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优秀的一位小说家，怎么会有那种无法理喻的政治立场呢？

问题的关键很清楚：如果不是陈映真的政治信念出了问题，就是台湾的文化气候长期染上了严重的弱视症，一般人长期处身于其中而不自觉，反而认为陈映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陈映真从一开始写作时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跟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作战，这种战斗非常漫长，他这一生未必有胜利的机会。但他非常笃定的相信他的政治信念，他愿意为此而长期奋斗。如果他不是在六十九岁的时候因中风而卧病，他就会看到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不再能感知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2020年6月，作家陈映真小说全集由理想国策划出版，为大陆首次完整集结；《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三册，完整收录陈映真1959-2001年创作的37部中短篇小说作品，呈现其一生的小说创作全貌

陈映真跟台湾一般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一开始他就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不承认有一点类似于台独派，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陈映真把美国视为邪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而国民党政权正是在这一邪恶的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才幸存下来的，国民党为了自己的一党之私，心甘情愿的作为美国的马前卒，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丝毫不考虑到世界上所有贫困国家的人民的痛苦。如果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当代世界的“桀纣”，那么国民党就是助纣为虐（台独派只想取代国民党，其助美国为恶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认为美国是好的，你怎么可能认同陈映真，问题的关键在，你认同的是美国的富强，而没有意识到美国的邪恶，你怎么可能了解陈映真。因为陈映真首先看到的是美国的邪恶，是美国在全世界的贫困、落后地区所造成无数的灾祸，而这些你都没有看到，你怎么会认同陈映真。陈映真对全世界充满了大仁大义，他看到邪恶的本源，你只看到陈映真的仁厚，你的仁厚只是一般的慈善之心，而陈映真的仁义是扩及全人类的仁义，这就是你们和陈映真的区别。你们无法理解你们所崇拜的陈映真，是一个比你们想象的更伟大的人，你们完全不知道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和他祈求全人类和平幸福的愿望。

二

1960年代后半期我们开始阅读陈映真时，虽然很被吸引，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陈映真。我是从《文学季刊》前四期的四篇小说读起的，我很喜欢前面两篇，〈最后的夏日〉和〈唐倩的喜剧〉。我所感觉到的是，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的挫败与无能，以及年轻女性的浅薄与追赶潮流。当时文艺圈被认为是台湾思想最进步的一群，一些年轻女性以能进入这一圈子、并和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化人交往为荣。〈唐倩的喜剧〉借着唐倩与当时知识圈两位代表人物的交往，以嘲讽的笔调把这些现象描写得淋漓尽致，真是令人叹赏。我至今还认为，这是陈映真最好的小说之一。

陈映真访问作家杨逵

读过这四篇小说不久，我就听说陈映真因为思想问题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台湾的政治禁忌。其后，我开始从旧书摊寻找《现代文学》，将刊载陈映真小说的每一期都买到了，而且都读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只能欣赏〈一绿色之候鸟〉，其他各篇，包括后来很有名气的〈将军族〉，我不是看不懂，就是不喜欢，认为小说的设计有一点僵硬而不自然。所以，对于更往前的《笔汇》时期的作品，我就没有很积极的去寻找。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读过哪些篇，但肯定读过〈我的弟弟康雄〉，据说这一篇流传甚广，但我读后却非常失望，认为写得太简单，故事完全不能让人信服。

回想起来，六〇年代后半期我对陈映真的兴趣，完全集中在他对知识分子苦闷心境的描写上，而这种苦闷其实也很复杂，还包括了青春期对“性”的朦胧的向往。我一直把陈映真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般典型来看，从来没有留意他的殊异性（4）。我相信我这种阅读在我们这一代的陈映真迷中相当具有典型性，这种误读是时代的必然，因为陈映真所想表达的、全盘否定国民党体制的“愤闷”之情，和我们青春的苦闷实在相差太远了。

七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复出文坛，在他的领导下，原本已经开始流行的乡土文学更加如虎添翼。我是完全支持乡土文学的，在思想上对他完全信服，只是对他新写的小说常常有所不满。八O年代中期，台独思想开始盛行，我跟陈映真一样，非常反对这种偏颇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我当然变成统派，最后加入中国统一联盟，和陈映真走在一起了。坦白讲，七〇年代中期以后我的思想的变化过程，虽然不能说没有受到陈映真影响，但主要还是随着台湾政治情势的变化，随着自己的出身（农家子弟）、个性和教育背景（读中文系，深爱中国文史）而形成的。对我来讲，陈映真只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界的人物，我很幸运，居然在他后面成为统派。因此，我没有迫切的需要想要去追溯陈映真的过去，想探问他为什么会成为统派，因为本来就应当如此，他一定就是统派，就正如有了台独派以后，我也一定成为统派一样。应该说，一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认真思索，为什么在那么早的1960年，陈映真的思想就已经是那个样子。

在台东泰源监狱的陈映真（翻摄：蓝博洲）

我所以描述我认识陈映真的过程，是要说明为什么各种陈映真迷都没有真正了解陈映真，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没有真正深入的探究早期的陈映真，而这正是陈映真思想根底之所在。台湾的各种陈映真迷，或者喜欢他的小说，或者敬佩他的随和温厚的个性（很少大名人有这样的性格），或者景仰他同情所有弱势者的那种人道主义的情怀。这些陈映真迷，都是在国民党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有些人对国民党虽然有所不满，但还是相信国民党可以改革，有些人非常反对国民党，据此而主张台湾应该独立。当国民党的那个“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不再成为中国的代表时，他们（不论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何）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和那个被国民党辱骂了几十年的对岸的“邪恶”政权统一，毕竟他们都是吃了国民党的奶水长大的。所以，虽然他们不一定接受民进党的台独立场，他们也不可能赞成和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统一，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不论是坚决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及其群众，还是继续拥抱“中华民国”国号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个时候的陈映真，竟然不顾他的崇高的地位与众人的尊仰，和一些人合作，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树起统派的大旗，而且自己还担任创盟主席。如果这样回顾，我们就可以理解，广泛散布于台湾文化界的各种陈映真迷为什么会那么困惑，甚至为什么会那么愤怒。虽然他们的立场和我截然相反，但他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想要探究陈映真这个人是如何形成的。这样，陈映真这个无法绕过的巨大的身影，就成当今台湾社会最难以理解的问题。陈映真去世后的各种悼念文章，普遍的表达了这一问题。

           三

因此可以说，陈映真早期小说一直没有人真正读懂过，一直到最近几年赵刚的陈映真研究陆续发表，情况才有所改变。赵刚发现这些小说隐藏着“秘密”，他对陈映真几篇小说的精细解读，完全改变了我对早期陈映真的印象。在他的启发下，我仔细重读了陈映真三篇非常重要的散文〈鞭子与提灯〉、〈后街〉、〈父亲〉，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基本上我们可以断定，陈映真一生思想的根底在1960年就已成形了，以后只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而已。

赵刚《橙红色的早星：随着陈映真重返台湾1960年代》人间出版社2013年版

陈映真的第七篇小说（1960年发表的六篇小说中的最后一篇）〈祖父和伞〉是最具关键性的一篇。这篇小说表面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从来没有人了解其深层的意义，是赵刚首先提出了正确的解释（5）。那个躲到深山里默默地做着矿工养活孙子的老祖父，其实就是逃亡到深山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他因为过度伤心而去世。那个孙子，小说的叙述者，其实影射的就是陈映真本人。老人的去世代表台湾岛内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参加革命的人，已经全部被肃清了，而他们却留下了一个孙子。这实际上是暗示，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完全知道这一批人的存在，也完全理解白色恐怖的意义──台湾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之下终于存活下来，而台湾民众从此就和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断绝了任何连系，其中存活下来的、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盼的人可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与绝望之中，再也见不到光明（6）。

陈映真（右一）凝视六张犁乱葬岗出土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墓碑（摄影：蔡明德）

这样讲绝对不是捕风捉影。陈映真曾经提到，小学五年级时有一位吴老师，从南洋和中国战场复员回到台湾，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有一天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1950年秋天的某一天半夜，这个吴老师被军用吉普车带走了（7），陈映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在早期的〈乡村的教师〉和晚期的〈铃珰花〉里都有他的影子。陈映真还提到，他们家附近曾经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陆家小姑“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这个陆家小姑几乎每天都陪着小学生陈映真作功课，还教他大陆儿歌，陈映真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去找陆家大姐。这一年冬天，这个陆家大姐也被两个陌生的、高大的男人带走了（8）.。这一年陈映真考上成功中学初中部，每天从莺歌坐火车到台北上课（成功中学离火车站不远），“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在站前停住。车上跳下来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大张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红的朱墨打着令人胆颤的大勾，他清晰地记得，正文总有这样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9）’ ”我们可以想象，陈映真看到这些告示时，一定会想起他所敬爱的吴老师和他所仰慕的陆大姐，而他们都是他幼稚的心灵中的大好人，这些大好人也加入了“朱毛匪帮”，那么，把他们“明典正法”的那个政府又会是怎么样的政府呢？

1991年陈映真（左）与时任台湾左派政党劳动党副主席的林书扬走在“五一”游行队伍的前列。林书扬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系狱时间长达34年又7个月，2012年亦病逝于北京

1957年5月，还在成功中学高中部读书的陈映真，自己打造了一个抗议牌，参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数日，他被叫去刑警总队，问了口供，无事释回。” 据陈映真自己说，他这一举动“纯粹出于顽皮” （10），但一个毫无政治觉悟的高中生再怎么顽皮，也不会做出这种事。进入大学不久，创办《笔汇》的尉天骢向他邀稿，因此在1959─60年之间他写了七篇小说。对于这个创作机缘，陈映真这样回顾：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11）

这实际上是说，在反共的恐怖气氛中，他的思想早已激进化，他年轻的心中充满了激忿、焦虑和孤独，因为写小说，才有了宣泄的窗口。所以这段话说明了陈映真的政治觉悟是非常早的。

从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一直循着激进的、社会革命的道路往前推进，其顶点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台湾，作为被割让出去的殖民地，它的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不但了解这一进程，而且还有不少人从各种途径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陈映真《山路》手稿

这样的历史发展，在一九五O年以后的台湾，完全被切断了。首先是美国第七舰队强力介入台湾海峡，断绝了台湾和革命后的中国的联系，其次是国民党政权在岛内大举肃清左翼分子，完全清除了革命的种子。这样，台湾的历史从空白开始，随美国和国民党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台湾的社会，尤其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那两只彼此有矛盾、又有共同点的手的联合塑造下，完全和过去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主流切断了关系。慢慢的，他们把那一段革命史，在别人的指导下，看成是一场败坏人性的群魔乱舞。

陈映真的大幸，或者陈映真的不幸，在于：他竟然成了那一场大革命在台湾仅存的“遗腹子”。他不是革命家的嫡系子孙，他的家里没有人在白色恐怖中受害。他凭着机缘，凭着早熟的心智，凭着意外的知识来源，竟然了解到当时台湾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历史的真相。从白色恐怖到高中阶段（1950─57），他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切；他开始写小说时，对这一切已完全明白，这时他也不过是个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二十一、二岁（1958─9）。作为对比，我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我十岁左右，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乡下小孩，而我终于完全理解陈映真所认识的历史真相时，差不多是四十二岁，也就是1990年左右，那时候我已被朋友视为“不可理解”，而陈映真的无法被人理解，到那时已超过了三十年。他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具有极佳的才华的年轻人，你能想象他是怎么“熬”过这极端孤独的三十年的。我觉得，陈映真的艺术和思想──包括他的优点和缺陷──都应该追溯到这个基本点。

1994年，陈映真在台北策划关于日据台湾五十年主题的照片展

了解了这个关键，我们就可以读懂陈映真早期另外三篇小说。在第一篇小说〈面摊〉（1959年9月发表）中，首善之区的西门町，在亮着长长的两排兴奋的灯光中的夜市里，却徘徊着一小群随时在防备里警察的小摊车。这是游走在都市中心、每天为生活所苦的边缘人物，在这一群人物中，陈映真设计了一个患着肺痨病、经常抱在妈妈怀中的小孩。这小孩在一串长长的呛咳、吐出一口温温的血块之后，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过巷子两边高高的墙。左边的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的鸽子。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的黑暗的骨架，衬在靛蓝色的天空里。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鹆笼上面的天空，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一，2） （12）

这里的“橙红橙红的早星”其后又出现了三次，我以前完全没有留意到，而赵刚却敏锐地发现了。前后出现四次的 “橙红橙红的早星”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意象，赵刚说它暗示了不久前在海峡对岸升起了五星旗（13），我是完全赞成的。

在隔了几段之后，陈映真描写小孩坐在摊车后面，怀着亢奋的心情，倾听着喧哗的市声，观察着在摊车前吃着点心的人们，

他默默地倾听着各样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和各种不同的足音。他也从热汤的轻烟里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见他们都一样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地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些，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一，4）

把前后两段文字加以对比是很值得玩味的。小孩因为年纪还小，不曾看过乡下的晚夏“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而他只注意到城市天边的那一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陈映真要说的是，五星旗所代表的希望曾经在台湾乡下闪烁过，后来（在恐怖的肃清后）熄灭了，现在只有这个患着重病的小孩，还能在闹市中注意到满怀人类希望的这一颗星。这个患着肺病的小孩，很明显暗中呼应着鲁迅著名小说〈药〉里的华小栓（14）。这样，他就成为病弱的中国的象征。现在革命成功，但台湾只能隔着海峡遥望天边的这一颗橙红的早星；但它既存在于对岸，就永远寄托一种希望。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就以如此隐晦的方式怀想着革命成功后的新中国，以前有谁能够以这种方式阅读这篇小说？赵刚的发现和解读真是令人赞叹。

1993年，曾庆瑞（右一）与陈映真夫妇在台北福华大饭店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陈映真的第四篇小说〈乡村的教师〉（1960年8月发表）。青年吴锦翔，出生于日据时代贫苦的佃农之家，由于读书，思想受到启蒙，他秘密参加抗日活动，因此日本官宪特意把他征召到婆罗洲去。万幸的是，他没有战死、饿死，终于在光复近一年时回到台湾，并被指派为家乡一个极小的山村小学的教师。

由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由于战争的结束和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吴锦翔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之中。陈映真这样描写吴锦翔的思绪：

四月的风，糅和着初夏的热，忽忽地从窗子吹进来，又从背后的窗子吹了出去。一切都会好转的（15），他无声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宪的压迫将永远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一，36）

这个吴锦翔是日据时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嫡传，既关怀贫困的农民，又热爱祖国，陈映真写出了这一类人在光复初期热血的献身精神。

然而，国民党政权令人彻底失望，激发了二二八事变，不久，中国内战又全面爆发，战后重建中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吴锦翔终于堕落了，绝望了，最后割破两手的静脉而自杀。

当然陈映真只能写到内战爆发，他不能提及国民党在内战中全面溃退、新中国建立、国民党在美国保护下肃清岛内异己分子等等。现在的读者可以推测，吴锦翔的自杀决不是由于内战爆发，因为吴锦翔的形象来自于陈映真的小学老师吴老师，而吴老师是在1950年秋天被捕的。小说中的吴锦翔如果要自杀，决不是因为内战爆发，而是由于美国保护国民党，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彻底的反共肃清，他已被活生生地切断了与中国革命的联系。由于冷战体制的形成，台湾的命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会有改变。这样，生活在新的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台湾，跟祖国的发展切断了所有的关系，这样的生命又有何意义呢？但是陈映真不可能这样写，只好说吴锦翔因为中国内战而绝望自杀。从这篇小说的情节设计方式可以看出，陈映真如何以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他思想上的苦闷。

陈映真、蒋勋与蓝博洲师生三代同获联合报年度好书奖

比〈乡村的教师〉只晚一个月发表的第五篇小说〈故乡〉，把类似的主题重写了一遍，但采取了另一种情节设计。小说叙述者的哥哥，是一个充满了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人，从日本学医回来以后，完全没想到要赚钱，“白天在焦炭工厂工作得像炼焦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里做事，他的祈祷像一首大卫王的诗歌”（一，50），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家庭原本尚属小康，但由于父亲突然过世，一下子沦为赤贫，哥哥由于受到这样的打击，堕落成一个赌徒。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弟弟，曾经非常崇拜他的哥哥，由于哥哥的堕落，他在远地读完大学以后，一想到又要回到这个家，非常痛苦。他心里一再吶喊着：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一，57）

这一篇小说无疑部分表现了陈映真养父突然去世时，家中惨淡的景象。但对照着〈乡村的教师〉来看，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造成哥哥堕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家庭的破产，而是白色恐怖之后理想主义者的被消灭。哥哥和吴锦翔其实是同一类人，国民党的肃清把他们抛掷在历史的荒谬处境中，让他们的精神陷于绝望，最后终于堕落了。哥哥和弟弟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分身，他们在五O年代那种恐怖的气氛中，思想上毫无出路，所以最后弟弟才会痛心的吶喊，“我没有家啊”！这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无助的吶喊。

1983年爱荷华，在聂华苓和安格尔的客厅，前排由左到右依次为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和王安忆，后排由左到右依次为陈映真、茹志鹃和许世旭夫妇

分析了〈故乡〉和〈乡村的教师〉，我们再来回顾陈映真的第二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1960年1月发表），就会有另外一种体会。康雄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因为失身于一位妇人，感到自己丧失道德的纯洁性而自杀。康雄和吴锦翔以及〈故乡〉中的哥哥一样，其实都因为新中国革命理想在台湾的断绝而感到灰心丧志。这样，陈映真早期七篇小说中的五篇，其人物和主题始终环绕着这种特殊历史时代的幻灭感而展开。

陈映真思想上的绝望，只能藉助于他构设的情节，以幻想式的抒情笔法加以表现。只有这样，他知识上的早熟和青春期的热情与孤独才能找到宣泄之道。我想，跟他同一世代的小说家，没有人经历过这种“表达”的痛苦──他不能忍住不“表达”，但又不能让人看出他真正的想法，不然，他至少得去坐政治牢。

           四

思想上极度苦闷的陈映真，在 1964年

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友人诚摰而无私的协助，他得以在知识封禁严密的台北，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而彻底（radical）的知识，扩大了仅仅能从十几年前的旧书去寻求启发和信息的来源。

就这样，他的思想由苦闷而变得激进。他和一些朋友“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组织了读书会。“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16） ”68年5月他们就被捕了。从这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青年陈映真已经走到了某种极端，这种极端表现在这时所写的三篇小说（〈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和〈累累〉）中。这些小说虽然采取非常隐晦的寓言形式，当时还是不敢发表，后来都是在陈映真入狱之后，经由尉天骢之手，在不同的刊物和时间，以各种化名发表的，所以一向没有引起关注（17）。

陈映真《夜行货车》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七、八O年代之交我在远景出版社的《夜行货车》（1979年）这个集子里第一次读到这些作品，马上意识到其中有强烈的政治影射，但并没有细想，最后还是赵刚把谜底揭穿了。赵刚认为这三篇小说的共同之处，都是针对国民党政权的直接批判。“青年陈映真对国民党政权的恚愤，应已到了满水位的临界状态，从而必须以写作来‘抒愤懑’” （18）。

在〈某一个日午〉里，房处长的儿子莫名其妙的自杀了，房处长终于接到儿子的遗书，遗书提到他读过父亲秘藏了四、五十年的书籍、杂志和笔记，他说：

读完了它们，我才认识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我极向往着您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着人的最高底进化的，却铸造了这种使我和我这一代人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您使我开眼，但也使我明白我们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开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三，60─61）

这与其说是房处长的儿子对他父亲的谴责，不如说是陈映真借着他的嘴巴，全盘否定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认为这个政权“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

比〈某一个日午〉还要激烈的是〈永恒的大地〉。这篇小说我第一次阅读时就隐约感觉到，好像是在影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但是因为小说把台湾比喻为娼妓，我当时（七、八O年代之交）非常痛恨这种外省政权为男性、台湾为堕落的（或遇人不淑的）女性这种流行的说法，所以不肯细读这篇小说（19），并未考虑到这是陈映真尚未入狱之前的作品。赵刚的详细解读非常精彩，可以看出入狱前的陈映真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到达了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地步（20）。

小说的背景是海港边的一个雕刻匠的房间，房间有一个小阁楼，小阁楼上躺着重病的老头子，是雕刻匠的父亲，而雕刻匠则和一个娼妓出身的肥胖而俗丽的台湾女子同居。老头子念念不忘他过去大陆的家业，天天辱骂他的儿子，说家业是他败光的，他有责任把它家业复兴起来；而他儿子对父亲逆来顺受，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儿子反过来对那位台湾女性常常暴力相向、拳打脚踢，而另一方面又在她的身上寻求欲望上的满足，还告诉她是他把她从下等娼寮中救出来的，要她感恩图报，好好跟自己过日子，将来他们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从这个简单的情节叙述就可以推测，老头子代表的是国民党迁台的第一代，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个老头子就是影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老是认为是他们的八年抗战拯救了台湾人，所以台湾应该感恩戴德，好好回报，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将来大功告成之日，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以上只是简略解释这篇小说的寓言结构，最好能把这篇小说找出来自己读一遍，再看看赵刚的诠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陈映真如何痛恨国民党，而赵刚又如何把这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两个人的用字都非常恶毐，配合起来看，可谓人间一绝。在这里我只想引述其中一个小细节：

……汽笛又响了起来。但声音却远了。

“天气好了，我同爹也回去。”他说。然而他的心却偷偷地沈落着，回到那里呢？到那一片阴悒的苍茫吗？

“回到海上去，阳光灿烂，碧波万顷。”伊说：“那些死鬼水兵告诉我：在海外太阳是五色，路上的石头都会轻轻地唱歌！”他没作声，用手在板壁上捻熄香烟。但他忽然忿怒起来，用力将熄了的烟蒂掷到伊的脸上，正击中伊的短小的鼻子。伊的脸便以鼻子为中心而骤然地收缩起来。

“谁不知道你原是个又臭又贱的婊子！”他吼着说，愤怒便顿地燃了起来：“尽诌些红毛水手的鬼话！”

“红毛水手，也是你去做皮条客拉了来的！”伊忿怒地说。（三，39─40）

卧病在阁楼上的老爹，老是跟他儿子说，他们在大陆有一份大得无比的产业，“朱漆的大门，高高的旗杆，跑两天的马都圈不完的高梁田”（三，38），要他复兴家业，再回到大陆去。然而，儿子清楚知道他们是永远回不去了，而且自己也不想回去。为了让自己在台湾能够存活下去，他也只能“做皮条客”去拉来“红毛水手”，就像他一面暴力相向，而又一直赖以为生的台湾女人反唇相讥时所说的。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台湾女人更向往红毛鬼子所说的海外更自由、更美丽的世界。当然，小说中的台湾女人就是未来的台独派，而那个色厉内荏的儿子就是未来的国民党，将在美国所蓄意培养的台独派的一击之下溃不成军。赵刚说，“此时的陈映真已经预见了大约十年后渐次兴起的越来越反中亲美的政治力量，以及国民党菁英在这个挑战下的荒腔走版、左支右绌、失语失据的窘象，应是有可能的。（21）”我认为完全说对了。

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

这就是1966年陈映真被捕之前的思想状况。1950年他从莺歌国小毕业，这一年他十三岁。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他亲眼见到吴老师和陆大姐先后被捕，不久就在台北火车站亲眼见到铺天盖地的枪决政治犯的布告。随着年龄的成长，知识的增加，小时候在他心中已经生根的那颗嫩芽，自然而然的生长为1960年的小说家陈映真，以及1966年把国民党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反叛者陈映真。这一过程，在赵刚的梳理之下，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呈现出来了。

1950年国民党获得美国的保护，开始痛下杀手清除岛内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人。他们为此不惜伤及大量无辜，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肯放过一个。在这么庞大规模的整肃之下，他们万万想不到，革命党人竟然会在无意中培育了一颗种子，最后发展成一个让大家感到惊异的大作家陈映真。陈映真是新中国革命党人在台湾的遗腹子，我觉得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理解陈映真一生的作为。

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在美国和国民党政权联合打造的反共体制下遭到长期的毁谤。一直到现在，台湾绝大部分的人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个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最重大的事件，其意义非比寻常，反而把一切的邪恶都归之于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政权。改革开放后，连大陆知识分子都受到影响，完全不能理解新中国建立的历史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一革命运动在台湾的遗腹子的陈映真，当然不会有人真正理解他的重要性。不过，历史总是往前发展的，现在的中国已成为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力量来源。在未来的十年之内，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明显到台湾对大陆抱持偏见的人都不得不看到。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意义就会完全彰显出来，而陈映真的独特性也就会让人看得更清楚。蔡诗萍说：

然则，陈映真的特别，在于他无论是在台湾，在中国，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在民进党崛起的世纪，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穿起西装作中国梦的共产党面前，他都是十足的“不符主流价值”的“异乡人”！（22）

历史马上就会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2017年2月18体初稿

                                           3月3日增订

补记：本文第一节提到陈映真有四代读者，这一说法并不完整，因为第五代读者正在形成。2008年陈光兴准备在上海筹办陈映真研讨会，可惜未能实现，一年后会议终于在台湾交通大学举办。在这段期间，陈光兴、赵刚和郑鸿生都写了长篇的论文。赵刚尤其认真，竟然出了两本书。陈光兴和赵刚在他们各自任教的学校开始讲授陈映真，上海的朋友如薛毅、罗岗、倪文尖等也纷纷跟进，因此两岸都有一些研究生投入陈映真研究，目前虽然人数还不是很多，但已逐渐形成风潮。陈映真的去世，还会带动更多的人投入陈映真研究，陈映真研究会在第五代读者逐渐累积后达到高潮，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这时候，陈映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就会得到大家的承认。

                                                    2017年3月21日

注释

[1] 我跟郑鸿生都属于这个世代，陈映真对我们这个世代的意义，郑鸿生在〈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可以参考。文章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78期（2010年6月），页9─46。

[2] 曾淑美〈看图说话〉，《印刻文学生活志》162期（2017年2月），页62─67。

[3] 蔡诗萍〈我摊开《陈映真小说集》，冷雨绵绵的台北向你致敬〉，联合报，2016年11月27日。此文由淡江大学林金源教授提供，谨此致谢。

[4] 陈映真自己就曾经提到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和青春期的台湾青年的性苦闷的关系。我受到这篇文章影响写过一篇论文〈青春期的压抑与自我的挫伤──一九六O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载淡江大学《中文学报》19期，2008年12月。我的错误在于：完全把陈映真视为其中的一员，而没有想到提出这一批评的陈映真是置身于其中而又能够独立于其外的人。

[5] 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页76─82，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9月。

[6] 2009年11月21─22日交通大学举办“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当时我提交的论文是〈历史的废墟、乌托邦与虚无感──早期陈映真的世界〉。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精确的掌握到真正的关键：早年陈映真的绝望感主要是来自于他和新中国完全断绝了连系，他几乎只能在黑暗中想望着正在走向光明的那个新中国。那时候我只读了赵刚前最早的两篇文章，问题看得不够清楚。又，我的文章后来收入陈光兴等主编《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杂志社，2011年11月。

[7] 见陈映真〈后街〉一文，《陈映真散文集1：父亲》页52，洪范书店，2004年9月。

[8] 见陈映真〈鞭子与提灯〉一文，《陈映真散文集1：父亲》页10─11，洪范书店，2004年9月。根据〈后街〉所述，陆大姐的哥哥也在台南糖厂同时被捕。

[9] 见陈映真〈后街〉一文，《陈映真散文集1：父亲》页52，洪范书店，2004年9月。

[10] 同上，页54。

[11] 同上，页56。

[12] 本文引用的陈映真小说，均为《陈映真小说集》六卷本（洪范书店，台北：2001），并随文注出处，中文数字表示册数，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13] 赵刚对〈面摊〉的诠释，见赵刚《橙红的早星》页33─52，人间出版社，2013年4月。

[14] 陈映真熟读鲁迅的《吶喊》，他曾对友人简永松说，〈阿Q正传〉他读了四十九遍，见简永松〈缅怀和陈映真搞革命的那段岁月〉，批判与再造杂志社等《左翼的追思──悼念陈映真文集》，2017年1月7日。关于陈映真在意象的使用上如何受到鲁迅影响，请参看吕正惠〈陈映真与鲁迅〉，见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页222─30，北京三联书店，2010。

[15] “一切都会好转的”一句，洪范版漏了“会”字，此处据《笔汇》初刊本补入。

[16] 以上所述见陈映真〈后街〉一文，《陈映真散文集1：父亲》页58─59（引文均在此二页中），洪范书店，2004年9月。

[17] 据洪范版《陈映真小说集》，陈映真在这三篇小说的篇末说，〈永恒的大地〉和〈某一个日午〉约为1966年之作，〈累累〉约为1967年之作。〈永恒的大地〉发表于1970年2月的《文学季刊》10期，署名秋彬；〈某一个日午〉发表于1973年8月《文季》季刊1期，署名史济民；〈累累〉1972年11月先发表于香港《四季》杂志第1期，署名陈南村，1979年11月又刊于台湾的《现代文学》复刊9期。

[18] 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页85，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9月。

[19] 1986年我写第一篇陈映真小说评论〈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时，曾对陈映真以男女关系来比喻国民党与台湾人的关系表示不满，见《小说与社会》页61─63，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5月。

[20] 赵刚对〈永恒的大地〉的解读，见《求索〉页85─92。

[21] 见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页92，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9月。

[22] 蔡诗萍〈我摊开《陈映真小说集》，冷雨绵绵的台北向你致敬〉，联合报，2016年11月27日。

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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